在上世纪50年代以前，武汉基本上没有像样的中医院，最多的是私人开设的诊所。而在西医医院里，中医是不被允许进入的。武汉真正成立专门的中医院和在西医医院里设立中医科，也与孙惠卿外出会诊的一次机遇有关系。
解放初期，武汉为中南行政委员会的首府。有一位中南局高层干部的母亲，因患高血压住在协和医院，通过西医治疗多时，但病情不见好转。这位干部听人说孙惠卿的孙氏梅花针治高血压效果很好，便想请他到协和医院为母亲会诊。协和医院院长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称从未让中医进过医院的门。这位干部经过努力沟通，才让孙惠卿到协和医院为其母会诊。他母亲经过孙氏梅花针的治疗，病情很快好转。从此，孙惠卿打破了中医不能进医院的禁区。
(孙氏梅花针创始人孙惠卿给苏联专家做调理)
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武汉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12家市属医院，每一个医院都设有中医科，1955年更成立了第一个专门的市级中医院。
孙惠卿的孙氏梅花针疗法更得到国家的极大重视。1950年，孙惠卿受卫生部邀请进京，与名医施今墨一起，作为中医南、北方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1954年，孙惠卿正式调往北京，任卫生部孙惠卿刺激神经疗法诊疗所所长，1956年任新成立的中国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孙惠卿刺激神经疗法治疗所研究员，并担任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孙惠卿同辈共有兄弟4人，孙惠卿排行老四，4人中只有他的二哥有一个唯一的孙子孙忠仁。就家传而言，孙惠卿把医术全部传给了他的这个侄孙孙忠仁。孙忠仁不但是孙惠卿医术的嫡传继承人，而且是中医名家杨铭修的第80个关门弟子，具有深厚的中医药理论基础和丰富、独到的临床经验。他曾任北京青云仪器厂医院中医科、梅花针科两科主任。上世纪50年代，孙忠仁因治愈了不少被西医判定为无法医治的眼疾患者，为当时北大医院的西医们所折服，并成为中国眼科名医毕德华教授的好友，被多次请入北大医院讲学。
(孙氏梅花针第三代传人：孙忠仁< 左三>)
孙忠仁和他的祖父孙惠卿都是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孙忠仁一生对孙氏梅花针的贡献主要有四个方面。①协助孙惠卿完成了医学专著《刺激神经疗法》，并参编了多本相关培训教材。②将“刺激神经疗法”名称修定为中医界后来公认的“梅花针疗法”，从而彻底解决了由于名称所导致的孙惠卿所创医术，中、西医归属不清的棘手问题。③作为1957年的国庆献礼，将孙氏梅花针的老式针具改进为旋帽活压式针头和两到三段旋接式针柄。实现了一人一针头，避免交叉感染且消毒便利的构想，同时解决了老式针具针柄过长不便携带的问题。④开创了“大小方脉”与“孙氏梅花针疗法”相结合的针药并用的治法先河。
(孙氏梅花针第四代传人：孙霈)
孙霈是孙惠卿的侄重孙，孙忠仁的长子，也是“孙氏梅花针”的第四代嫡传继承人，现任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他对针灸学的分类进行了研究，首次提出中国针法可以大致分为3大类。一为透刺针法(如：盲针);二为内刺针法(如：毫针、针刀);三为外刺针法(如：孙氏梅花针)。这就阐明了孙氏梅花针疗法与针灸学的关系与定位问题。他在临床中进一步把“大小方脉”、“孙氏梅花针疗法”和针灸的其他疗法相结合，与学生们共同开展急诊、急救和疑难危重疾病的研究，把针药并用的医术传授给一届又一届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他的徒弟和家中后代，使这一四代世医之学不断创新、发展，代代薪火相传。
